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退出中央苏区，这次转移向何处去，下来的军政命令中都没有明确的解释，而且明明是战略退却，还特别指出反对把这次行动曲解为“退却”。几个月来军事上的接连失利，第五次反“围剿”的惨重失败，每一个红军指战员都有目共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愚兵”做法，只能使红军指战员产生思想上的苦闷和疑虑。
后来，在行军途中，有的战士问干部：“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走到哪里是个头？”干部自己也不知道，只好回答：“我们这两条腿是属于革命的，上级让往哪里走，我们就往哪里用劲！”
此行何处，事关这次战略转移的重大战略意图，当时最高决策者博古和李德一直秘而不宣。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到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眼下已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了。这时他们想的，只是先把“家”搬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后再作计议，其余的都顾不上了。
去留心绪都嫌重
随主力西征，前途渺茫，但是留下来更是生死未卜。因为主力转移之后，留守的少量部队，将要面临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反扑。
就像转移的方向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一样，留下的名单也是由最高“三人团”一手决定的。在研究留守人员名单时，博古、李德向周恩来征求了军事方面的干部的意见，其他方面只告诉他一个数字。
当最高“三人团”的目光扫过中共高级干部名单时，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当项英得知这一任命时，表示坚决服从。以后，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但也有重大失误，导致1941年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巨大损失，本人也因此牺牲。但此时他在主力红军转移的情况下临危受命，表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陈毅8月底在兴国前线受伤，坐骨碎裂，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
10月的阳光洒满洁白的病房，窗外传来阵阵口号声、军号声。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陈毅，以往总是谈笑风生，富于幽默感，如今却像换了一个人，显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他预感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不出所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来到他的床前，告诉了红军转移和他被确定留下来的消息。
显然，这一消息令陈毅的心情更加沉重。
1929年严冬，他随毛泽东和朱德离开井冈山向南行进，在赣南和毗邻福建省的边区建立了中央苏区。他是“朱毛红军”的一名闻名遐迩的高级指挥员，如今，他却要离开这支队伍，设法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他亲眼目睹了苏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已拥有几百万人口和相当大的一块土地的发展历程，如今却又要看着它从“红区”变成“白区”。陈毅是个务实的人，他不会自欺欺人，把清汤白菜说成是肉汁米饭，他深深地知道红军面临的是怎样艰难困苦的处境。
尤其令陈毅忧郁的是他将与项英合作。项英与博古、李德关系密切，是共产国际路线的积极执行者。直到主力红军出发前，在李德对项英作留守工作的指示时，项英还提醒李德：“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
平心而论，陈毅是敬重和追随毛泽东的，他将与项英合作共事不能说是件快事。但当周恩来问他有什么意见时，陈毅干脆地说：
“没有意见。”
一个共产党员，面对党的困难局面，能说什么呢？虽然陈毅对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积了一肚子意见，但是目前的困境不允许他去争论是与非，当务之急是各自承担挽救危局的责任——无论是走还是留。
周恩来似乎更了解陈毅的心思，他向陈毅解释说：
“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既有政治斗争经验，又有军事斗争经验。更可贵的是你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有中央根据地几次反‘围剿’的斗争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陈毅紧扣的心弦似乎松弛了一些，他从周恩来信任和亲切的话语里感受到组织上的关怀。
一天前，周恩来得知陈毅体内的弹片尚未取出时，当机立断，命令卫生部长贺诚把电台使用的发电机和打好包的X光机调来打开，为陈毅受伤的大腿拍照，并请来红军中2个医生为他动手术取出了弹片。想到此，陈毅还能说什么呢？
临别，周恩来的手与陈毅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陈毅得知自己留下来的消息后，决定把自己的马送给瞿秋白，让他赶紧追上队伍。但陈毅还不知道，中央已决定把瞿秋白留下。
对于留下体弱多病的瞿秋白，党内许多同志表示了不同意见。在瞿秋白被列入留守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慎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虽说留下瞿秋白的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其实，1年前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才是留下瞿秋白的原因。
吴黎平曾回忆说：“（决定宣布）两天之后，我曾经把秋白同志留下的这一决定，问过毛泽东同志，说秋白这样的同志，怎么可以不带走，让他听候命运摆布？毛泽东同志回答道，他也提了，但是他的话不顶事嘛。我也问过张闻天同志，他回答，这是中央局大伙决定的，他一个人说没有用。”张闻天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时也曾回忆：“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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