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平县城里有一座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中革军委总部就设在这座洋教堂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列席的军团指挥员。李德自称“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但据查周恩来在1940年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上的发言，肯定李德参加了会议并与毛泽东等争论。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还批评没有把转移途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要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宰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黎平会议的决定深得党心军心，所以贯彻起来雷厉风行。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他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容。
在离开黎平向黔北进军的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到部队看望同志们。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向首长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毛泽东等同志与红一师的指战员一起就餐。当炊事班长一下端上好几盆肉时，有的人高兴地喊道：“嗬，好久没吃肉了，今天可以饱饱嘴福了！”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部队里却把这句话传成“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尽管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传不好，进行了纠正，但纠正不过来。李德本来就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听了这些传闻更是火冒三丈。博古虽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感焦虑。他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桔红的桔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形势仍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者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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