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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文学 > 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 > 第26章
 
对“左”倾领导者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的错误,毛泽东也作了批评:“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还对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这种方法“极端的恶劣”,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同时指出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泽东的发言深入浅出、富于哲理、寓意深刻,使到会的绝大多数同志很为信服。只有李德不止一次被毛泽东的长篇发言所激怒。当毛泽东讲到十九路军福建事变时,批评李德不懂得利用敌人矛盾,李德气冲冲地站起来,提出应从“国际角度”看问题,为自己辩解。周恩来制止了李德的发言:“李德同志,我们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必须解决眼前的问题。”当毛泽东指名批评他瞎指挥时,他又站了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嚷道:“你这是报复,报复!过去,我批评你,今天,你乘机找我算帐!”

张闻天、毛泽东发射的两枚重炮,使火药味充斥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它标志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达到了最高潮。

王稼祥道出心愿,众将领同声附和

博古作的主报告,周恩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作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作的定调报告,轰开了与会者心灵的闸门,使大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无不陷入完全对立的2条军事路线的激烈斗争之中。会场的气氛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不时迸发出短兵相接的争执和辩驳的火花。争吵声甚至惊动了已入睡的夫人们,她们起身侧耳谛听。

第一个就毛泽东长篇发言进行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躺在周恩来特意为他安排的藤椅里,一只手轻轻捂着腹部的伤口,忍痛大声说道:“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归咎于客观,客观原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他最后明确表示:“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

王稼祥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左”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批判,把李德“轰”下台,把毛泽东推上台,以确保党的战略战术指导的正确性。

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营垒中冲杀出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解决党的领导权问题的第一人,他在关键时刻投了毛泽东一票。

毛泽东没有忘记王稼祥的这一丰功伟绩。1971年林彪反革命政变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写了一封揭发林彪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对周恩来说: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你嘛,我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王稼祥过去在莫斯科与博古是同学,两人的关系也很不错。在对李立三的批判中,他俩观点一致,与李立三进行了斗争,甚至为此受了处分。但是当他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如何取得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思想认识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深为毛泽东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所折服。在宁都会议上他站在毛泽东这一边,长征路上与毛泽东共议挽救党和红军命运的大计,今天这一重要时刻又投毛泽东一票。

王稼祥发言之后,作过反报告的张闻天,也对毛泽东的定调报告简明扼要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是言之成理,顺理成章。我很欣赏他对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三个阶段的分析归纳,我认为这些分析准确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说完这段话,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同志,然后提高嗓门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我建议: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

张闻天是继博古、周恩来之后的党内第三号人物,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书记处书记等要职,他的表态举足轻重。从整体结果看,张闻天在长征路上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说他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对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毛泽东的功绩以及自己的作用,不擅揽功诿过的张闻天在后来回顾遵义会议时,曾作过这样的评价:

“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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