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唯俊，在受到“左”的打击后，曾任巡视员，做过筹粮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逆境中忍辱负重，努力工作，任劳任怨。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秘书。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在率领部队向保安挺进时，途遇土匪袭击，在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古柏，受到“左”的批判后，曾做过筹粮工作。1934年长征开始后，留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春夏之交率部到达广东龙川。由于叛徒告密，被反动民团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与他们3位相比，邓小平还算不幸中的万幸。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中，得知邓小平被撤职后在农村劳动的事，对“左”倾领导把这么一位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既有政治远见，又有军事才能的军事干部放在一边不用，很不满意。于是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工作。在王稼祥的力荐下，邓小平终于得以返回重要工作岗位，继续施展他的抱负和才干。以后邓小平还担任过《红星》报的主编。中央红军长征进遵义后，他调任中央秘书长，所以才有参加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重要记录的机会。
从以上邓小平的经历看，他拥护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邓小平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博古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连邓小平本人都没想到，他30年代因执行毛泽东路线挨整这件事，竟对他以后的政治生命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邓小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而第二次被打倒。1972年，被软禁在江西的邓小平听到了林彪政变未遂、叛国出逃身亡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邓小平在一生中第二次倒台后之所以能受到毛泽东的起用，除了在这个批示中所谈到的“人才难得”等因素，发生在40多年前的“邓、毛、谢、古”事件，的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当年挨整，就因为他是“毛派的头子”。这一记，就记了整整40年。
陈云当时已是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比邓小平高。他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虽不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那么大，但也相当重要，特别是他为传达和宣传遵义会议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长征开始时，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被派往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长征队伍至湘江边，为掩护行动迟缓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红五军团无数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眼见一个个朝夕相伴的干部战士倒在血泊中，陈云对“左”倾错误领导深感不满。遵义会议上，他批评“左”倾中央“以赤色堡垒来对抗敌人的堡垒主义，这种‘拼消耗’的战斗，谁都明白在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运用了的时候是极端不利的”。陈云为开好遵义会议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被中央指定为传达会议精神的重要成员之一。
中央红军5月29日渡过大渡河后，由于工作需要，陈云退出了长征，被派往上海开辟白区工作，以后又离沪赴苏，参加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带去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于1936年初在巴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成为向国外宣传红军长征的第一人。过去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红军长征最早的宣传者，这是不够确切的。斯诺是于1936年5月到达陕北的，这时陈云的文章已首先在国外发表，尔后又传到了国内。更重要的是，陈云是亲身所历，是仅时隔几个月后对红军长征情况的描述，所以比斯诺采访所得更为详确。
直到1984年春，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一些细节——开会的时间和参加人员——还不甚了了，而且无从考证。自1982年起，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对有关遵义会议的历史情况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陈云同志证实了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接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中夹着的这份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他在长征途中所写的传达手稿。这份宝贵的历史文件，为弄清遵义会议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及有关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往确定遵义会议召开时间，是根据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日期而确定的，即“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前后。在调查中找到中央以“恩来”名义发出的电报通知：“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这说明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35年1月15日。陈云的手稿中说：遵义政治局会议“经过三天，作出了自己的决议”，这说明会议结束时间为1月17日。根据推论，会议决议写成的“八”日很可能是“17”的误笔。
关于会议参加人员过去也众说不一。据陈云的手稿中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这就证明未参加会议的军团首长包括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章节错误，点此报送，报送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