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力挽狂澜，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脱离险境、转危为安的话，这次，毛泽东又和他的战友们披荆斩棘，以高度的智慧和胆略，赢得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斗争的关键胜利，再次使革命脱离险境，走上成功之路。
毛泽东不是算命先生，但是他的科学预见惊人地准确。在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刚好1年，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
朱德临难不苟
脱离险境后的党中央和红一、三军，披星戴月，连夜兼程，以强行军速度于9月11日下午6时到夜12时，陆续抵达甘南边境的俄界地区。当天，中央再一次严正电告张国焘，要他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并说，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已令红一、三军在罗达、俄界集中。
可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其错误，拒绝执行中央命令。此时，他不但命令右路军中的原红四方面军的红四、三十军从巴西、班佑、包座一带返转南下，而且还妄图欺骗、拉拢红一、三军脱离中央，跟他南下。
9月12日，张国焘致电红一、三军领导人，把红一、三军先行北上的正确行动攻击为“无止境的逃跑”，咒他们“不拖死也会冻死”，等等。
张国焘的种种表现说明，他不仅完全拒绝了党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他的教育、帮助和挽救，而且还继续利用他在红军中的地位和影响，破坏红军内部的团结，以达到孤立中央的罪恶目的。
看来，不对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专门决定已很难平民心、抑邪气了。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富春、李维汉、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林彪、罗瑞卿、李德等参加了会议。周恩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党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系统地批判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等严重错误。
会上，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详细阐明了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同张国焘南下主张分歧的由来，以及党中央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进的经过，揭露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阐明了红军今后北上的战略任务。
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彭德怀、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等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严重错误。
由于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义愤，有的与会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持异议，认为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行，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红一方面军在那里的很多干部的安全。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的意见。
张闻天在讨论后所作的总结性发言中明确指出，与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对于张国焘错误发展的前途，毛泽东曾作“反对中央，叛变革命”的估计，张闻天补充说“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这话不幸被言中，后来张国焘果然另立中央，最终叛变而去。
彭德怀在俄界表现出大将军的高风亮节和豁达大度。开会前夕的晚上，他找毛泽东建议道：“老毛，现在我们部队只剩6000多人，有的连只剩空架子了，为了充实部队，就必须缩编，我建议，取消红三军番号，将红三军编入红一军。”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说：“这样不好吧，红三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无缘无故撤销番号战士们也不好理解。”
彭德怀说：“红一军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组织的，他们是红军的一面旗帜，因此，现在我们必须充实红一军，在目前无兵源补充的情况下，只好把红三军并进去。”
毛泽东赞赏地点了点头，并让彭德怀把这一建议提到会上去。
会上讨论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五人团，负责支队的军事行动。
最后，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这是党中央批判张国焘错误的第一个正式决定，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定了基调。《决定》主要有3个方面内容：
第一，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错误。指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两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了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第二，批判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他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可战胜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政治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凌驾地方党的政权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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