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不过早拉起旗帜与王明路线斗争，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政治上的成熟。党内的路线斗争要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开展党内路线斗争会使中国革命的航船走入歧途；但是如果党内斗争的结果不是增进党内的团结，而是引起党的分裂，使弱小的革命力量被敌人消灭，这就失去了党内斗争的意义。毛泽东正是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审时度势，选准遵义会议这一恰当时机，成功地拨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博古推卸责任，周恩来自我批评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这是决定中国革命今后命运的重要时刻。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会议在楼房的两层楼东房里举行。会议室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香木长方桌和二十几张黑色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壁上还挂着一只挂钟，挂钟旁边立着2个有穿衣镜的大柜。因为天气寒冷，屋里生了一个大火盆，使人感到暖融融的。朱德、刘伯承走进了会场，紧跟着周恩来也走进会场，博古、李德、伍修权边走边聊进入会场。博古在长方桌对着过道的正中位置坐下，李德拉了一把椅子在过道口一侧走廊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步入会场，在朱德身边坐下，其他与会人员也相继落座。王稼祥当时还带着伤，是用担架抬来的，坐在事先为他准备好的一张藤椅上。
由于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议多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是一次群龙共聚、竞相图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每一位红军高级指挥员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这也是一次真理战胜谬误、百川归于大海、众将推出统帅的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就是“讨论失败”和“改变领导”、2项内容。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在路线问题上和军事上犯有严重错误的审查对象，所以心情十分复杂，矛盾重重，处境尴尬。
27岁的博古从一只黑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推敲了多遍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然后用手往鼻梁上方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讲起来。他说：现在宣布开会。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
他先轻描淡写地承认：对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随即分析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认为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来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力，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总之，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认为这些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很少提及，对导致失败的主观因素没有进行认真的清理。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生怕否认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上军事上的正确性，因此在发言中对某些议论还给予了必要的回击。他讲了1个多小时，一边发言，一边不停地抽烟。
到会的同志认真听着博古的报告，脸上不时露出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毛泽东掏出一大叠毛边纸拿笔不停地往上记，一会就记了好几页。坐在角落里作正式记录的邓小平一刻不停地在纸上疾书，陈云也忙着作记录。
周恩来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博古的发言避重就轻，为自己开脱责任这本是意料之中。周恩来会是什么态度？作为中央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他会不会也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作辩护？人们带着期待的目光把视线移到周恩来身上。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身来发言，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认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他着重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并就后勤机关与非战斗人员的臃肿庞大，给长征初期带来了极大负担的问题，对李德、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周恩来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主动承担了自己应负的责任，说自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特别是在瑞金被围困的最后几个月中，他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周恩来的发言持续了不到1个小时，他坦然自若，语调平和，既不责怪其他人，也不为自己辩解，表现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宽广胸怀。他最后说：“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然后便稳稳地坐下。
听了博古和周恩来不同态度的2个发言，与会者深有感触：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却对失败不敢承担主要责任；周恩来负次要责任却主动承担责任，两者对比反差多么大呀！这恰恰反映了博古与周恩来当时思想水平和政治修养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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