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走后，朱德来看望张国焘。张国焘与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说话不投机，但与朱德似乎还能敞开聊聊，所以两人谈了一个通宵。据张国焘说，朱德老实憨厚，对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说了实话：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大约9万人，到达懋功时只剩1万人了；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几乎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5颗子弹，这些少得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不能打仗了。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朱德的语调有些伤感，但说到红一方面军保存了大部分干部时则很振奋。他说红一方面军现在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2级使用，但极为珍贵。
朱德还以极兴奋的心情，描述了他对红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他在没有看到红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红四方面军战士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人都备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骡马驮的成箱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追击炮。战士们隐蔽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而且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红一方面军的士兵攀谈，并将他们背的粮食，分给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他们都满口称赞中央红军，高呼“欢迎中央红军”、“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朱德由衷地说，他和其他中央同志都异常兴备，认为红四方面军确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明明写了朱德代表中革军委对红四方面军的真诚赞扬，可同时又抱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重视红四方面军，没有对红四方面军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显然是无事生非，故意挑拨。
事实上，毛泽东等也多次颂扬红四方面军的功绩和战斗力，并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关照中央和军委总部的同志要多多了解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做好团结工作。毛泽东还让张闻天注意做陈昌浩、傅钟、张琴秋等同志的工作，因为张与他们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张闻天在与各方面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情况。他及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谈到张国焘在两军会师后的思想状况不利于红军的发展：自恃兵强马壮，瞧不起中央红军；轻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保守退却思想浓厚，害怕损失实力，想在这一带按兵不动，并有退向川西北、过草原的打算，缺乏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观念。针对张国焘的思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维持和发展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利形势，如何搞好两军的团结。他们研究决定，由张闻天写一篇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方针的文章。6月24日，张闻天写出《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发表在油印的《前进报》上。文章深刻论述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新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工农红军目前的紧急任务。”文章还提出了“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张国焘到达两河口的第二天，即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张国焘、刘少奇、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
会议在喇嘛寺的大殿里召开，由张闻天主持。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着重分析了当前形势，阐述了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争指挥问题。他提出，在什么地方创建新苏区，首先必须有利于我们的作战，其次必须有利于消灭蒋介石的主力。在地区选择上，应是：地域宽大，好机动；群众条件好，汉族人口多；经济条件比较优越，能解决红军给养的地方。他说，川、陕、甘3省广大地区具有上述优良条件，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的战略方针即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岷江以北建立川陕甘根据地，首先占领甘南。并强调2个方面军应集中指挥，指挥权要集中于军委，这是最高原则。
周恩来讲完，毛泽东连吸了两口纸烟，不慌不忙地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川陕甘计划。现在中央的计划和那个计划差不多，不同的是两军会合了，力量大了，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性更大了。”他指出，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红军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的建立是依托进攻的。红军要过山战胜胡宗南，占领甘南，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因此，他主张红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迅速打破胡宗南部向前进军。建议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应力争6天突破，经松潘到确定地区去。他还强调统一指挥问题，责成中央常委和中革军委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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